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总的说来中国开放的步伐还不大。中华帝国的大门是在鸦片战争中被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的，中国官民对外国资本存在很大的戒心，开放具有很大的被动性。所以到甲午战争前，中国官厅还反对成立中外合办商行和股份公司的做法，更不愿外国列强染指中国矿产和铁路建设。素以“狡缠”著称的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1889年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声称，他不知道是否要“特别关心”制止清政府的这种做法（指开办中外合资企业），巴兰德说，因为“用这种方法发展了中国工业，适足以为我们对许多工业部门人为地制造新的竞争对手”，德国外交部商业*司司长雷夏德的答复断然赞同巴兰德的看法。他说，“我们的立场是，对于那些成为推销本国商品的良好市场的国家，如果他们自己发展工业，我们不予援助。因为显而易见，我们将因此替自己招来竞争者。如果在这期间事情的进展不可遏止，并且情况表明，它们自建工厂的企图旗开得胜，那末，我们就要着眼使有关的德国人在机器设备和所需材料的供应上得到他们的一份，并使德国不放弃这方面的竞争。如果万一有那种情形在中国发生，我们也须坚持条约上规定给予德国人的从事工业的权利”。（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88—289页。）克林德代办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刻转达给德国驻各地领事馆遵照执行。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巴兰德等人的良苦用心。它告诉人们，全然依赖外国，是办不成近代化的。但是时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