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4、615页。），“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4页。），“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1页。），日本恃强横行，“各国当动公愤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5页。）。他把国际公法当做制止日本挑战的法宝，算定俄、英等国会因清政府严守国际公法而表示同情、支持。这无异于给自己的眼睛蒙上黑布，导致不可救药的误断。而日本当局判断形势，只围绕其挑战意图，紧盯住中方军事、外交动向与国内状况，对俄、英也只根据其利害与现实条件来推断其实际动向，而所谓国际公法、条约，除了必要时当作工具利用之外，根本不作为判断形势时考虑的因素。
在近代国际事务中，利用或打破国际均势以使本国趋利避害，是常见的现象。自19世纪76年代以后，由于俄、英、日等国均有侵朝野心，彼此相持不下，使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一种国际均势。中、日两国当权者都认识到这种国际均势，甚至还不约而同地将当时的朝鲜比作欧洲的比利时、瑞士等国。但双方关于国际均势的观念完全不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当权者是以僵化、死板的观念看待国际均势，认为绝对可以依靠，“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钤制日本之术，莫善于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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