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5页。），清军内部腐败、没有在军制上实现近代化、已落后于日军，因此是打破朝鲜的国际均势、挑起战争的有利时机。于是，日本从出兵朝鲜之始，便将挑起战争作为“最后目的”，一切伎俩均服务于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还与双方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颇有关联。
甲午战争前，中日争端曾多次发生，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把中日两国推向战争边缘；1875年后日本强行吞并中国藩属国琉球，挑起中日外交之争；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派兵侵入朝鲜镇压反日起义、控制朝鲜政府（壬午之变）、策动亲日派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并直接派兵入宫挟持国王（甲申之变），迫使清政府对朝出兵，形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这些争端，在中方，基本上都由李鸿章主要负责处理。他一贯立足于妥协求安，尽量借助于外国“调停”，“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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