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是打着“和平”的旗号，以区别英国的炮舰政策。具体地说，就是玩弄两面手法，利用自己的“中立”地位，在战争中两面取利。对英国，美国虽然不参战，但却听任英国炮舰凌辱中国，在英国榨取到新的特权后，便来坐享其成；对中国，美国尽量保持虚伪和温和的态度，以赢得清政府的好感，从而达到享受“一视同仁”的在华特权。美国非常成功地运用这一手段，因为在近60年的早期中美贸易中，美国人已赢得“守法”、“恭顺”的好名声。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外夷”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凡不遵法度者，“将其驱逐不准通商”(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八，16)，并一再晓谕，“许恭顺之各洋先后进口开舱”(夏燮。中西纪事。卷三，22)。当时美国和法国经常被列为“恭顺”之国，允许在广州正常通商。在华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处境表示满意。他们说：“我们这些美国人现在和中国人相处得真是再好也没有。”(〔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27)美国这一手法上的优势，给它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手法上的不同并不能掩盖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性。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没有像英国占领香港那样的领土要求，因而不具有侵略性。事实上，领土扩张和贸易扩张是美国早期对外政策的两大目标。当时美国的领土扩张集中表现在对西部大陆的扩张和对拉丁美洲的扩张，而对中国是以贸易扩张为主。美国在中国，既获得了英国通过战争获得的在华特权，并加以扩大。美国在华利益的增进是以损害中国人民利益为前提的。《望厦条约》的签订，严重地破坏中国的司法权、关税权、领海权等主权，这足以证明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性。正如美国的一位学者所比喻的那样：美国“选择追随英国的办法，借英国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标。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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