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却仍然僵硬地用它来对付决非原始落后蛮夷之邦的近代西方列强。在帕米尔交涉中，清政府就是仍然按照这种理论形成的思维模式进行交涉，致使交涉渐入被动，为人所用，悬案终成。1890年因为俄兵游弋帕米尔，窥探并侵扰我帕米尔边地，使中俄关于帕米尔交涉乍起，但是清廷认为自己势单力薄，难以抗衡俄国，便极力牵引英国入局，期望借英国之力，制衡沙俄。正是这种策略导致交涉初期“三国各不占”、“三国勘界”以及清政府对英国入侵坎巨堤的让步对策的制定，结果使交涉渐陷于复杂，清政府反而自暴弱点于人，使英俄均得以利用，导致被动和最终失败。“以夷制夷”在对待比自己力量弱小的对手时，或者实力相当的对手，为保存自己实力，引而用之，或许颇有道理；但是在对待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仍然一味地因循使用，难免适得其反，即使侥幸成功，其险也是如履薄冰。
第二，失察良多。首先，清廷对英国目的的认识上有误。我们知道英俄近代一直在中亚角逐，对俄国而言，它认为英属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最薄弱之处，于是利用自己在中亚侵略的锋芒，极力想南下帕米尔，以威胁英国的软肋，获取战略上的优势；对英国而言，印度是它在东方的根基，必须重点加以保护，无论是对阿富汗的两次战争还是扶持阿古柏立国，主要目的都是想在英属印度北部边疆的外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以免和俄国直接面对，而其和沙俄角逐中亚，首要就在于保护印度的安全。因此当帕米尔问题出来后，英国最初即明确告诉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守有帕米尔，或者中国和阿富汗能够分有该地，可见其用意仍然是避免英俄相遇。但是清政府则生怕为英国所利用，许景澄对此说得很明白。其次，传统的羁糜政策使得清政府缺乏清楚的边界概念。当时清政府和出使俄国大使对帕米尔的地理方位认识模糊，甚至于笼统地以为帕米尔在“葱岭”以西，对领土边界的确切界线不清楚；对清政府和英俄进行交涉的目的只是限于不“示弱于人”，而不是为了保卫疆土。这其实是清政府一贯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羁縻管理的反映，边界只是一个宽泛的地带，而不是一条清晰的边界线，所以清政府还想“拟以属部羁縻，意在杜人侵逾”，（注：许景澄：《许文肃公遗集•遗稿》卷6，第22页。）仍然不想把界划清楚。清政府的这种思想和英俄的近代国家观念相去甚远，更不符合当时英俄在帕米尔争夺的实际情况。
第三，应对措施多有不当。基于上述两点，清政府在和英俄进行谈判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多有不当。在交涉之初，清廷主张三国各不占，认为帕米尔“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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