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说，这年冬洪秀全将陈玉成、林绍璋、洪仁玕俱革职。这里婉转地批评了洪秀全。“文书”中有“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之句，称颂天王“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但接着说洪秀全的处置却是“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两方各打五十板。而且，洪秀全“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王、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这段话虽未加一字之贬，但对处理不公之批评却是跃然纸外的。 

洪秀全以何理由斥革三人？“文书”没有详说。但台北收藏的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的亲笔自述说，辛酉年冬月，“安省失守本章触怒天王，革去军师、总裁、王爵”。洪仁玕既认为林绍璋对安庆失守负有大罪，本章必然对林有所责备。这触怒了洪秀全。英王陈玉成、章王林绍璋之被斥革，“文书”说是由于“不力”。“不力”自是原因，但对陈玉成则似乎还另有缘由。陈玉成退守庐州后，壬戌十二年(1862)正月在给部将的信中说：“至去岁耘天燕之案，曾经兄直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责兄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致章王退桐城、庐江、无为等处，皆罪在兄。现已荷蒙圣恩，出以赏罚革黜。”同日致另一部将函中说：“今兄因偶见朝中办事不公平，兄在庐郡具本启奏。现下不以本章为然，小事酿成大端。”[9]可见陈玉成之被斥革，与耘天燕案、与具本启奏朝中办事不公有关。耘天燕案，其情由现已无可考。首席大将因此案、因朝中办事不公而上谏，洪秀全不悦，遂至二罪并发，将安庆失守之事也一起算帐。在上述陈玉成责备林绍璋的信中，我们见到因移营而失会击挂车河之约的是林绍璋。洪仁玕的“文书”也指责林绍璋放弃江北不守不战，而洪秀全的圣旨却说失挂车河之约和造成林绍璋退却之责在陈玉成。当时情况可能很复杂。这使陈玉成心灰意懒。李秀成述及此时陈玉成的心情说：“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愚忠于国。”[10]陈玉成因奏事被斥革，洪仁玕也因奏安庆事被斥革，而且不得与闻朝政，原由他主持的外交事务也移交给了林绍璋[11]。这些大约都是辛酉年冬的事，但时而不久，情况又大有反复。据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亲笔自述说：次年春，林绍璋被贬出京，而洪仁玕则恢复军师之职，总掌朝政。这一起伏，显示了当时太平天国朝中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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