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报清廷的材料。其用意无非是企图以此来加重那个《奏折》，的分量而已。再从这个“原洪抄录”的内容来看：（1）该文一开始，便说“据石达开供……”，这便清楚地表明，此分材料是由别人整理的。（2）文中基本不是以第一人称的语气写的。如“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达开起事即称王”、“达开想救众人”，如此等等。（8）文里用有一些不可能出自石达开之口的诬蔑词句。如说石达开在远征期间“沿途裹胁”；言石达开在大浪陷入绝境之际，“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等。从上可证，这份“石达开原供抄录”，既不是石达开“原供”的节录，更不是石达开的《自述》。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在骆秉章的授意和主持下，据“审讯”石达开记录而炮制的一份《奏折》附件材料。其中固然有一些石达开在被“审讯”时说出的内容，但其中也有不少被歪曲、伪造之词。对此材料，当然不能视为完全确凿的信史。至于薛福成之说纯为骆秉章《奏折》的翻版，此不赘证。
那么，石达开到底变节投敌没有？对此，有的同志论证，石达开是在陷敌重围、“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受骗被俘（见王庆成：《关于石达开大渡河复败的真相》，《光明日报》1960·3·17）。笔者认为，此说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人所公认，石达开于一八六三年五月下旬，在大渡河紫打地一带，被敌军重重围困，甚至在饷尽粮绝之际，石达开率军仍以“杀马而食，继以桑叶充饥”，顽强奋战。后来，石达开竟容其妻、子投河自尽（《骆文忠公奏稿》卷六），可见其坚强之志。石达开被俘后，据直接参预“审讯”和杀害石达开及其部众的清四川布政使刘蓉的记述，当时石达开面对群敌，仍慷慨陈词，讲述革命的经历，“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当他在最后面对死亡的严峻时刻，依旧“神色怡然”，英勇就义（刘蓉：《复曾源中丞书》，《养晦堂文集》卷六第34页）。这种情况，就连骆秉章也不得不承认，石达开“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骆文忠公奏稿》卷六）。从石达开在被俘前、后的实际表现说明，石达开在敌人面前毫无贪生怕死的言、行，他保持了一个农民革命将领的气节。所谓“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云云，不过是骆秉章等人的诬蔑之词罢了。
既然如此，石达开又因何受骗被俘？对这一点，在石达开被俘前给骆秉章的一封谈判信件中，可以找到答案（多年来，史学界同志对此信件也存有不同的评说。有的同志认为，石达开在此信中有“美化”敌人之处。近年来已有人论证此说不确（见张道贵、于玉生《石达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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