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叛徒论据不足》，《江苏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1期，等），此不详述）。在这个信件里，石达开表示，“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上曾提及，在“石达开原供抄录”中，也记有“达开想救众人”的内容。从有关材料核证，当石达开决心与敌死拚突围的时候，骆秉章派出越隽参将杨应刚等人对石达开进行了一系列的诱降活动，他们声称愿与石达开“共商善后”（《东方杂志》38卷21号）。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产生了幻觉，企图通过与敌方谈判，来达到“舍命以全三军”的目的（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于是，在他给骆秉章发出信件或许得到假答复之后，“不得已轻骑前往”敌营，但杨应刚“设伏于凉桥，遂致被擒”（《东方杂志》38卷21号）。从上说明，石达开在敌人面前那样英勇坚贞，却又受骗被俘遇害，其关节就在于他幻想“舍命以全三军”所带来的后果。
当然，在实际上，石达开的命是舍了，但以“全三军”的愿望，却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化为泡影。这种历史的不幸，同样只能从时代和阶级的特点中得到揭示。个人认为，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石达开的“舍命以全三军”的思想和行动，既与变节投敌绝然不同，而且在其中又反映出农民革命将领的一种可贵性。
总之，石达开犯有错误，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就“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纪念孙中山先生》），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个旧历史条件下的农民革命将领一身轻。何况石达开的错误，又是在坚持农民革命基本方向的基础上发生的，更勿须过分责难。什么“复辟派头子”、“分裂革命的罪魁”、“叛待”之类、都是强加在石达开身上的罪名，总评石达开，仍不愧为一个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杰出将领。石达开在革命中建立的功绩和他在革命过程里表现出来的才能，是与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业绩紧密相联的。同样，他的错误，也应从总结单纯农民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加以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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