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肯定意见。侯外庐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下文简称《制度》）是进步的、革命的，它表现出的平均思想也是进步的。他指出：“《制度》是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独占，以企求平均的享有”；“‘圣库’制度是反对封建浪费，以奉廉洁的军事*供给制。”“‘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平等理想，在现实变革方面，达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务使天下共享’，这是逻辑规律的合理步骤。”（注：侯外庐：《论洪秀全与洪仁ｇāｎ＠①》，《新建设》，1952年第4期。）郭毅生认为：《制度》“是民主性的精华”。同时指出：“评价《制度》主要看它是否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特别是要看它是否反对和旨在彻底推翻封建地主所有制。太平天国所提出的‘田亩制度’旨在铲除封建大地产，符合广大贫苦农民热望平分土地的要求，那么，《制度》的本质无可怀疑是进步的和革命的。”（注：郭毅生：《是民主性的精华，还是封建性的糟粕》，《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占元认为：《制度》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制度确立方面的一个创举，它为农民所建立的新政权作出如此明确的各项规定，是有助于太平天国运动自身的发展和强化天京政权自身的功能。尽管《制度》里含有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和体现着洪秀全的皇权主义等不良因素，但从它的整体内容来评判，《制度》是充满着积极的因素和反映了农民群众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追求与愿望。”（注：孙占元：《〈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评议》，《江海学刊》，1994年第6期。）第二种是否定意见。董楚平是此说的代表。他认为：《制度》是洪秀全的一个复古方案，是完全反动的。其主要理由是：《制度》“没有得到过当时农民的拥护”；“太平天国领导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思想”；《制度》“是以一种封建制度代替另一种封建制度”；因此，他指出：“《制度》的反动，不在于它是空想的——历史上空想的东西也可以是进步的；也不在于它是封建的——洪秀全时代，封建还不等于反动。《制度》的反动性在于它的倒退，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注：董楚平：《〈天朝田亩制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