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从财政上着手支撑日益困难的军费。这是因为一些重要的财源地区相继被太平军控制，“地丁多不足额，课税竞存虚名”，收入急剧减少。同时军费不断增加，时仅三年支出已达三千万两。到咸丰三年六月，部存正项待支银仅余二十二万多两。(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24，页13。)此后相继恶化，咸丰末年，“所存正项银祗有二万余两”，使清政府一筹莫展，“仰屋而叹，焦灼万分。”(户部：《声明内府外库定制疏》，《增辑经世文统编》卷37，页8。)为了保住他们的“天堂”，清政府千方百计的进行搜括。一是于咸丰元年十月开办筹饷事例捐输，先是在两广“劝谕”，当太平军打到战略要地南京时，又火速下命，要臣民们体谅“朕不得已之苦衷”，毁家纾难，积极出钱报捐，并要求尽快在全国推广。次年户部又设捐铜局于北京，准捐者在京捐献请奖。捐输花样繁多，有饷捐、城工捐、米麦捐、报效捐、海防捐、赈捐、指捐等等。其施用的手段也很恶劣，或出卖虚衔，或给予实职，或减成折收，或移奖其子，或升官复职，或奖励办捐员绅。其规定应是“劝谕”，但在实施中，捐局员工为了邀功请赏，并从中巧取豪夺，往往又变成了“勒捐”和“勒借”，对那些无权无势者，甚至采用暴力。(孙翼谋：《请除近日流弊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5。)在整个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由于财政没有好转，清政府已无力实现其停办的诺言，而且越办越滥，中央和地方机关成了卖官鬻爵的场所，因此王韬就抨击说：“自捐纳之开，朝庭之上有市道焉。”(王□：《停捐纳论》。)二是发行各种新币，先于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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