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军事上面临着许多须要解决的问题。当务之急，一方面是要处理裁减湘军等善后诸事，以及围剿捻军、西北、西南回族等人民的起义。与此同时，为改变绿营腐朽落后状况，以加强中央的统地位，又开始在全国各地绿营中挑兵编练，成为“练军”。接着又围绕军事进行洋务活动。但到了中日甲午之战，应战的海陆军皆不堪一击，北洋舰队遭致全军覆没，充分暴露了清军的腐败无能，“自强”成了欺骗人民的空话。“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为缓和群众的不满，延续其封建统治，于是又仿西法创练新军，先是淮系官僚胡□□建的“定武军”，张之洞在南京编练的“自强军”，接着袁世凯在李鸿章等人的提拨下，在天津小站搞起了“新建陆军”，不久还升为北洋大臣，继续扩大编制，成为清末一支引人注目的军阀势力。问题还不在于军队的组织形式，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开始，在清军中出现了很多微妙的变化。其一是湘军采用兵必自招，饷是自等，将必亲选的办法组建，便造成“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王□运《湘军志》营管篇。)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私人控制的军队。其二是这些军队头目为了自身的利益，千方百计奏请甚至要挟清廷给予地方大权，而统治者因要依靠这些反动武装，不得不尽可能地满足其要求，有人统计自1861—1890年间，清政府任命的44个总督中，汉人占有33个，其中营勇领袖又占20个。同期任命的巡抚117个，汉人占有104个，而且半数以上出身营勇。(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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