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粮草，胆小者俱在营中做粗活”（注：《张维城口述》，《近代史资料》总第30号，第15页。）。一些较为重要或特殊的任务，北伐军则不令他们去做。如营中“打更人俱是真贼，掳掠之人不派此事。”北伐军屯扎怀庆时，因派“长发贼”送信“恐被盘获，新胁的又怕他路去”，因此“南京无信来”，“亦不能给南京信”（注：《张维城口述》，《近代史资料》总第30号，第15、16页。），通讯一直中断，最后只能放弃等待，突围而走。
“裹胁”无疑壮大了北伐太平军的声势，但饮鸩止渴，贻害有不可胜言者：
首先，胁迫百姓从军的做法，不时遭到激烈的反抗。虽一般百姓大多不敢抵抗，但也有少数人“乐死不愿胁从。”北伐军攻陷中牟时，即有民人段登等十六人因“逼胁不从”而“被害”（注：《中牟县志》，卷8，《人物志》，《忠节》，见《选编》第263页。）。据《复生录》记载：“北人强悍，不易掳掠，有一、二人在家守屋者，必伏暗处，俟贼入门，突出击死，有贼看见，甘心送命，如无贼见，即将尸匿屋内，仍伏原处捕杀，谓为获利。”（注：《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41号，第46页。）北伐军在巩县“寻粮”时，因“该处民多强悍，贼因抢而被杀者亦复不少”（注：《张文达公遗集》，卷2，见《选编》，第257页。）。
其次，因家破人亡而产生的逆反心理也促使一些人在“裹胁”从军后通过破坏、行刺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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