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时，湖北米价每石不及二千钱，故漕粮折色“多至十八九千”者为正额之十倍。比之苏、浙征漕，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征收本色，则与苏、浙的浮收额略同，大体是五、六斗至三、四石之间，但还不包括杂项在内。

　　湖南与湖北迩连，陋规浮费之多，官吏、生监与差役之层层中饱，亦复相同。湖南的漕赋，往往并非民户直接投柜交纳，而是由“漕口”包揽，“昂价折收”。所谓　“漕口”，其中有举人、拔贡、秀才以至衙门差役各色人等。这些人把持漕赋，层层中饱。咸丰中，骆秉章任湖南巡抚，他在奏中说道：

　　“（漕弊）沿习既久，逐渐增加，地丁正银一两，民间有费至数两者，漕米一石，民间有费至数石者。……未完纳之先有由单，由单有费。既完纳之后有串票，串票有费。其完纳稍迟者，粮书先时借垫，计息取偿，多至数倍。……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稍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骆秉章奏稿》卷八，“沥陈湖南筹饷情形摺”。)

　　可见湖南征收漕赋，其浮勒亦数倍于正额。骆秉章在此奏中所称的“漕口”，还不包括上面所说的“包交”漕赋那些人，而是挟持官吏、白食“漕规”的绅衿讼棍，亦即苏、浙称之为“白颈”者。地方官在每年开征时，先得送他们数百两银子，“笼络安置而后可期无事”。地方官为何惧怕这些人呢？又为何听任胥吏生监肆虐害民呢？说穿了就是州县官原是些吸血鬼，他们在办漕征粮赋之先，就已收受了大批钱财，饱其贪欲，于是纵令管漕书吏勒啃人民。其方法层出不穷，手段极为恶劣，在愈是偏远的地方，也愈显得露骨。且看广西：

　　广西灌阳县：“及纳谷之时，数十百里，肩挑背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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