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不可测识！”这样大的超额浮收，得利最大的是各级官员，以下的胥吏差役和“刁劣生监”，也无不分肥饱私囊。道光中，江苏巡抚陶澍在其奏片中说：各县包收漕粮之徒，“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至数百石者，亦有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数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陶澍：《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片》，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赋役三。)到咸丰初年，苏、松地区每年办漕，各县经手的粮书、官吏分肥中饱多达十来万金。(《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书”。)这样巨额的盘剥，那得不天怒人怨！
又从浙江各处惯例来看，征收田赋“折色”高于“本色”颇多。当时米价每石不超过三千文，折色高达“六千余文”，即高出一倍有多，更有高达三倍者。龚自珍谓：“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岂不胜栽禾”(《定庵全集》（中华书局聚本）“乙亥杂诗”第九页。)，即指此而言。浙东的绍兴、肖山等府县，地丁银每两征收制钱“至二千八、九百文至三、四千文者”，亦浮折几及一倍。至于漕粮的浮收，就更为酷烈了。下面让我们看湖广地区的情况，胡林翼奏中说：
湖北：“鄂省漕粮，弊窦太深，数十万之正额，征派不满一半，数十年之积弊、浮勒至于十倍。……陋规多至数十款，百余款，浮费多至数千两、数万两不等。”(《胡林翼遗集》卷二十三，“奏陈鄂省尚有应办紧要事件等摺”。)
胡林翼在另一个密摺中，比较具体地说出了湖北“各州县征收漕粮，多所浮勒”的情况，其奏中说：
“其征收折色，每石折收钱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竟有多至三石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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