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洪秀全的这种态度转变时，首先要辨明他厉禁儒学是否意味着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同、是否表明了“反封建的深化”。看来不是。比较他的著作的前后版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观念并未改变，只是为论证自己观点而删去了加以称道、引用的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人名、书名和古人的事迹。他删去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语句，但“共享太平”、“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以及后来具体化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方案并未改变。如他曾以舜对父母的孝顺为典范宣传孝亲，但后来虽删去，而孝亲的观点仍到处保留如故。他宣传天下一家、人人为上帝子女，为此引用儒学经籍中关于天、天命的语句，后来删去，但观点仍旧。《百正歌》全篇宣传君臣父子之正道，尤着重于男女关系之“正”。此篇被删去，而同类观点在其它著作中鲜明如故。洪秀全著作的修订本偶而留有个别原引用的孔孟语句，但将孔孟的名字改为“前人”。这些都说明，洪秀全的社会、*、伦理观点并未变化，他的某些言论的改变并非是思想观念之改变，而只是改变为使孔孟、儒学经典和古人、古书、古事完全失去地位。

　　洪秀全这种极端态度，可能与他个人的心理经验有关。他早年有病中升天的幻觉，他把幻觉中所见与《劝世良言》互相比附，因而确信这种幻觉是真实的经验。起义前，他有意夸大这一故事以资号召，但起义后迅速而巨大的胜利，使他自己受到强烈的“自暗示”，日益深信不疑，以为自己确是负有特别使命的上帝次子，企图在独尊上帝的旗帜下创造前无古人的局面：上帝的真传已迷失数千年，现在一切都要由独得上帝最新、最真启示的洪秀全从头开辟。当时有人说他“自圣公然蔑古圣”，唯其因为“自圣”，所以就要排斥一切“古圣”。

　　与否定儒学地位的同时，太平天国在1853年4月开始出版基督教圣经，在此后十四个月内连续出版了《旧约》共六种、《新约》一种。1853年夏秋间，太平天国又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将其出版物统一编目、盖印，宣布只有在每本书上盖有“旨准”印的“旧遗诏书”（即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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