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把这样的政策贯彻到底，就会使太平天国隔断中国的历史文化；至少在太平天国允许流传、阅读的书籍中失去中国的历史，而只留下一些外国神话。这引起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异议，没有受过教育、但唯一能与洪秀全抗衡的杨秀清乃成为他们的代表。和洪秀全不同，杨秀清周围有一批帮助工作和司笔墨的知识分子，其中既有卢贤拔、曾水源、曾钊扬等早年参加金田起义的农村垫师，也有后来参加的被称为太平天国女状元的南京人傅善样。这些人接受了拜上帝的信仰，比较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宽容孔孟儒学的政策是符合他们的心态的。他们和杨秀清朝夕过从，会对杨秀清产生影响。1854年3月杨秀清以天父上帝名义关于四书十三经和史书价值的讲话，就是首先对傅善祥说的，所形成的记录——洪秀全不能不服从的“天父圣旨”，可以说是杨秀清与傅善祥等讨论的结果。当然，杨秀清本人也不是被动的。他虽识字不多，又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很熟悉、很钦佩民间故事中的许多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迹。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续，在上层社会是依靠经史典籍的教学；在下层人民中，民间故事的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民间所流传的英雄人物的言行，大多体现了儒家的一套社会*伦理观点。

　　洪秀全、杨秀清在1856年发生了流血斗争。学者多认为这是权力斗争。但除了权力斗争外，他们之间也有重大分歧。早年，他们对进军北方、还是进军江南有分歧(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193—216页。)。建都南京后，如上所述，对儒学的态度有分歧。在洪秀全连续出版旧、新约圣经七篇以后，杨秀清忽于18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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