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之年，是清朝外交史上的大灾年。德、俄、法、英先后强租胶州湾、旅大、广州湾、威海卫。在此期间，清朝还迫于压力，向日本、法国发出照会，表示福建、云南、广西不割让予他国，承认日法的特殊利益。英、俄、德等列强已抛开清朝，相互商量其在中国的利益划分。在所有这些外交活动中，清朝限于其国力，没有任何的反抗，完全顺从了列强的要求。应当说，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清朝外交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
在这非常狭小的空间中，光绪帝虽企图有所表现，也只能在觐见的礼节、为德皇制作宝星、与日本的国书、召见伊藤博文、派往韩国的使节这些对当时及后来影响细小的事件上展开。正是在此细小事件中，可以看出光绪帝力图摆脱传统外交（天朝观念下的华夷秩序）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外交）靠拢。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一）即便是在这些细小事件，光绪帝也已走得太快。在觐见礼节与派使韩国诸问题上，他与总理衙门、军机处有着不小的矛盾。传统外交的底色在清朝还没有完全退隐。（二）为德皇制作宝星、购置世界地图两事，又可以看出光绪帝前进时的出发地，还不在近代外交的界限内。他本人只不过是力图从传统迈入近代，处在两边交界处。由此角度观察传统外交在近代中国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传统深重的国度在向近代转型时的艰难与无奈。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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