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一日开头就写“仆见谭君,与商此事”,八月初二日开头写“早膳后,仆终不欲诺此事”,这两日开头中的“此事”均指前一天发生的事,如果逐日写日记是不可能用这样突兀的开头的。
汤先生和杨先生对《诡谋直记》产生经过的说法虽然不同,但对其主要内容的真实性都不怀疑。汤先生说:“《直纪》是毕永年赴京后的日记,来源是有根据的,资料是可信的”;并指出其史料价值:“《直纪》记录政变前夕,后党环视,阴云密布,康有为、谭嗣同等筹商对策的具体情节,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有着重要史料价值。”(注:《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0、25页。)杨先生则主要根据这份《诡谋直纪》写了一篇《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注:见1985年9月4日《光明日报》。),证明维新党人确实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
但是我认为《诡谋直纪》的内容可靠与否尚需推敲,因为毕永年在追写这份“日记”时,或者因为记忆不清,或者因为有某种目的而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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