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页。)在甲午战败后的几年里，清政府*日趋腐朽，不知振作，加之列强环伺，不能立国，康有为“心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7页。)的愿望更加强烈。康有为没有将解决经济问题、人口问题的注意力放在变革陈旧过时的腐朽不堪的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而幻想以“殖民之法”，解决“多民皆有以为养”的问题，这是想入非非，只能说明维新派在*上的怯懦。
康有为的另一错误观点是，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所以繁荣，国家之所以富强，人民之所以安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因之，康有为在这部书中，还专门将世界各国信仰“耶稣教、天主教、希腊教、犹太教、回教、坏根教”的人数列表比较，企图从精神方面，为西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寻找原因。
康有为认为：“二十四年耶稣教多至若是，而吾教未尝有传教士推广，日澌日变，所忧滋大，教变而国亦从之矣。”(康有为：《各国比较教民表》按语。)在这里，康将中国经济上的衰颓落后、*上任人欺凌与孔教之不倡直接联系起来。这种错误认识，是与康有为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紧密相关的。
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非常深刻地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3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面对当时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以经营天下为己任”，他们搞*改革，却不敢触犯封建专制政体，不敢废除君权；搞经济改革，却不敢变革封建生产关系，不敢触及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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