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左翼逐渐与洋务思潮分道扬镳的趋势。然而,这种比较激进的主张不是通过向洋务论战,而是通过向洋务派建言的方式提出来的;不是要根本否定和取消洋务运动,而是希望这个运动“剔弊兴利”搞得更有成效一些。可见,要求深化改革的早期的维新思潮正是在洋务思潮基础上产生,在洋务思潮母体中孕育而来的。
洋务思潮及其分解,实际上反映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一般来说,人们的认识也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对外战争的教训,使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注意到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之相关连的工艺技术和科学知识,对于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众多的早期维新派人士不仅是热情的鼓吹者,而且也是积极的参加者。大批军事工业的兴建带来了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一系列新问题,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富与强、贫与弱是互为因果的,“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戊戌变法》(一)第163页。)于是,从70年代起一大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渐次兴办起来,跟着,民间私营的商办企业也陆续产生。再后,官督的弊端日益为进步人士所揭露,鼓励商办、保护商人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不仅如此,先进的人们,尤其是早期维新思想家还立意探求西方富强之本源。“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这才是体,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都只是用。中国“上下因循,不知变通”,“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戊戌变法》(一)第40—41页。)这种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标志着早期维新思潮的产生,并逐渐形成区别于洋务思潮的思想特色。
早期维新思潮也与中国社会经济、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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