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感到失望，所以第五书语气激烈，批评光绪苛且待毙，要求颁布宪法。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王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第二天有旨令康有为条陈所见，呈所著书籍。康有为对光绪的态度由此发生了转变。他在二十六日写给康广仁的信中说“总署延见，问治天下之故，乃自有总署以来□（所）无，举朝以为旷典”，他推测自己的前途说：“或则加五品卿入军机，或设参议□（行）走”。他感到自己已受到皇帝的重视，可能成为近臣，于是开始提倡尊君权。一月二十九日他草就《大誓臣工请开制度局折》，此折照录了搁未上达的第五书的大部分文字，但有两点原则性修改，一是删去了设议院以及一些具体的变法建议，改为前引开制度局等三条主张；二是将批评光绪的文字或全部删除，或改得缓和些。以后他多次进言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反复告诫那些耿耿于设议院的维新派：“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大肆鼓吹尊君权。
康有为提倡尊君权的目的，不是要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而是要“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同上，第34页）。具体地说，就是企图依靠光绪开制度局，使资产阶级维新派取得参政权。因此康有为的尊君思想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的尊君思想，后者反映了封建大一统的要求，而前者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资产阶级兴起的过渡时期的历史要求。马克思在论述欧洲的君主专制时指出：这种专制反映了这样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40页）。这就是说，这一时期出现的君主专制是衰亡的封建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是他们彼此妥协的结果。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上、经济上还很软弱，不能独立建立政权，只好寄希望于一个能够保护其利益的强有力的皇帝。康有为从建议设立限制君权的议院后退到建议设立不限制君权的制度局，就反映了这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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