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须提及一点，就是戊戌思潮的狭□性。它自始至终，把自己绑在光绪皇帝的独驾马车车辕上，在注定失败的道路上滑行，“虽九死其犹未悔”。起初，运动基本限于士大夫阶级和官僚集团范围，后来逐步扩大到工商业者、下层文人、学生，但仍属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

　　所有这些特点，一方面展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力，它毕竟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这个阶级，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娘胎里，带出的先天性软骨病和畸型症。它没有经过西方资产阶级呱呱堕地前的“十月怀胎”，它的正常胚胎发育，曾两次被历史打断。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它被迫而成怪胎。它主要并不由自己的前身，那个在空前完善的封建专制高压下，在长达两千年窒息之久中，本来就难得有发展的市民阶层分化而来，它首先是从封建官僚、地主，以至买办缓缓地、一步三徘徊地转化所成。它处处要看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眼色说话，提心吊胆地讨杯残汤剩羹。它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探寻本阶级独立意识的过程，它靠拾其牙慧乃至唾余为生。上述第三个特点，则表现了特殊历史条件和环境给它的限制和烙印。戊戌思潮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时期。在它面前，不仅有令人神往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性原则、工业革命，还有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和八国联军，有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有资本主义种种谎言美梦破产的严峻现实，甚至还有圣西门和卡尔·马克思。正是世界和中国社会生活本身的错综复杂，五光十色，决定了戊戌思潮的光怪陆离。不过，我们并不能由此否认这次思潮属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性质，也不能因而抹杀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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