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强或弱，而是更加严峻的存或亡了。1895年5月，严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发表演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各地报纸、学会、学堂等宣传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危急局势，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救亡”，这个深藏在千千万万人心中的口号，就这样响亮地喊了出来。从这时起，直到半个世纪后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个口号贯穿始终，认识不断深化，成为中华民族行进时的主旋律。
人们一旦发觉自己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往日那种盲目自信再也无法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了。它像一次突然袭来的风暴，虽不能把旧事物连根拔起，至少也使它的根基发生严重的动摇。人们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过去和传统信条引起深刻的反思，尽力以新的眼光去审视外部世界，力图从中汲取足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源泉。这便成为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
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力。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自身达到的成熟程度，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成为牢牢束缚人们头脑的保守力量。它自然包含不少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但就总体来说已不能同新时代的需要相适应了。
甲午战争以前，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士大夫的心态却同半个多世纪前没有多大区别。人们习惯于用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陈旧观念来看待周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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