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这种状况的全面崩溃要到五四运动的时候，但崩溃过程是从戊戌维新运动时开始的。事实总是比抽象的学理更有说服力。在甲午战后的严酷现实面前，人们不能不沉思：为什么中国人会受外国的欺凌，会落到今天这等地步。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给了民主启蒙运动以巨大的吸引力。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进行民主启蒙宣传最有力的思想家是严复。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也就是当时所称的西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但在那时，他即便想说，也不会有多少人听他的话。甲午战败那年，他受到强烈的刺激，“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与梁启超书》），于是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前面说到的《救亡决论》就是其中的一篇），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写道：“时局到了今天，我宁可背负起发狂的罪名，决不能吞吞吐吐、甚至无耻作伪”。“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救亡决论》）他尖锐地指出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根本对立：“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像这样把中学和西学多角度地进行强烈对比，肯定后者，否定前者，这在中国思想界还不曾有过，严复可说是第一人。他的结论是：“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并且嘲讽历来被视为至理明言的“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不过是“似是实非之言”（《救亡决论》）。这里虽不免有激切之词，在当时不能不是石破天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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