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救亡，他们十分重视要发挥国民自身的力量，并且把它看作治国的根本。用严复的说法，就是要做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尖锐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认为君臣之伦“不足以为道之原”，并且批评韩愈的《原道》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辟韩》）。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写给学生的批语中说：“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至于今日，士气所以委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谭嗣同在《仁学》中更发出了“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呼喊。这些自然都有民主的启蒙意义。由于它同救亡的要求紧紧联结在一起，同当时许多人日夜焦虑、寝食不安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给人们一种新的答案，燃起新的希望，就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被根多人所接受。
他们告诉大家：世界万物都在不停息的变动和进化中。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人，必须下定决心实行变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是最重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进行启蒙教育时特别强调群体的意义。康有为强调“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梁启超反对那种“人人皆知有己而不知有天下”的“独术”，而盛赞泰西“群术之善”。严复更强调“群治”的重要性。他在《天演论》按语中写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这并不奇怪。个体和群体本来是事物的两个侧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难以截然分开。应当着重强调哪一侧面，这要看具体社会条件和当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来确定。一般地，对一个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来说，民族的群体利益往往把个体间相一致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被摆到领先的地位。对中国来说，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一向以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为基础。这种社会条件带来的“一盘散沙”似的涣散状态，也是造成中国在世界列强面前显得那样脆弱和缺乏竞赛力量的重要祸根。近代中国人吃这方面的亏，实在吃够了。如果整个民族间没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要战胜它所面对的强大对手、在世界列强面前站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点精神，各个成员如果只顾自己、只顾眼前，这个民族将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提倡国民间“合群”的重要性，可说有它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国情。
自然，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们的议论和主张远不是那样完满，存在着软弱性、空想性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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