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运动也有挣脱封建束缚的要求。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任务是想挤进统治机构中去，分享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出了“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君主立宪）”等主张，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的手段。为了打通参预政权的道路，就必须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观念进行冲击，这是一个有很大意义的进步。有人以为维新派利用“孔子改制”，就是宣传了封建文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康有为等力主“更新百度”，反对“率由旧章”，在当时“守旧亲贵”和“惑于旧俗”的群僚阻挠下，主张“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是反对封建势力的。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为“托古改制”，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正如范文澜同志所说，这“使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戊戌变法时期，对旧文化、旧教育的批判，特别是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的抨击异常猛烈。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的。
戊戌变法的启蒙意义，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不过，有人把“公车上书”和“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我认为这并不恰当。因为后者是辛亥以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前者却只是“启蒙”；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时发生的，前者传播的则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后者是*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前者则是从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它的性质却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领导者很软弱，既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又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本质。
维新派和封建势力有矛盾，但又与之有着密切联系，不能和不敢摧毁封建制度。他们虽认为“天下百物皆出于农”，“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但根本不敢提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会、办农学堂以“兴农殖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在舆论宣传上，提不出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纲领，仍然以“托古改制”的态度提出；所提倡的“民权”，实际上还是“绅权”。维新派所争取团结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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