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不止对封建主义是妥协的，对帝国主义也是妥协的。他们不能认识中国的衰弱落后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而归结到中国自己不争气，“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而能晏然保全”（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只要中国发愤图强，有了成效，那时就会“海内回首，外国耸听”，中国就不会受外人轻视，可以通过“谈判”来改订条约了。维新派幻想不经过严重斗争，就可以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解决帝国主义压迫、束缚中国的问题。只要“内政振兴”，就可以“消除外患”；并且企图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反对另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的软弱。由于这样，维新派在试图解决民族独立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就只能选择他们看来是最可行的改良主义道路。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力量兴起，表明单纯的农民推动历史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反帝反封建的广大力量仍蕴藏在农民手中。维新派不但和农民的斗争各不相谋，而且与之对立，康有为即以“陈涉辍耕于陇上”，“揭竿斩木，已可忧患”为虑，把自己的运动看作具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意义。他们敌视农民，完全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经不起反动势力的一击，这正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表现。

　　戊戌变法是改良运动，怎能说具有进步意义呢？这要从当时历史条件来寻求答案。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代言人只是从地主阶级转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僚。维新派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阶级力量决定的。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兴起，当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革命要求尚未提出之前，进行这种改良的尝试，不能说它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不能因为它是改良运动而削弱了它的进步性质。

　　如上所述，戊戌变法运动促使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传播了资产阶级学说，抨击了封建文化，尽管顽固派拚命扼杀，而风气既开，不可阻挡，所谓“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沸，不可遏抑。”（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是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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