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2—49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下同。此折上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当1898年9月5日，《张元济诗文》作“1898年7月20日”，误。)。张元济指出：当权官僚“以为旧法终不能废，新政终不能行，任我皇上一人忧劳于上，久将必倦，倦则旧法复，新政废，而彼乃快偿其愿也。彼亦岂不知外患内忧相逼而至，而年已老耄，转瞬凋零，但求敷衍数年，生不复见，即不幸犹存，而若辈赧颜，何所不可。惟我皇上春秋正富，来日方长，设有意外，何堪设想”。可见，张元济是在新政危急之秋，“日夕忧愤”、“悉心体察”而“冒死上陈”的。
那么，张元济的“救亡拯急”、“正本清源”的变法主张是什么呢？他提出了“设议院以总变法之事”、“融满汉之见”、“通上下之情”、“定用人之格”、“善理财之策”等五项建议，而以第一项为关键。他说：“泰西各国行政与议政判为两事，意至良、法至美也。中国则不然。以行政之人操议政之权，今日我议之，明日即我行之，岂能不预留地步，以为自便之计。故政为彼之所惯行者，必不废，废则无以抑新进之辈矣。政因彼之所未行者，必不兴，兴则显形其前事之非矣”。以致新政诏书虽不断颁布，而守旧诸臣则多方阻挠，故意延宕，必需统筹全局，设立议政局，“以年富力强，通达事务，奋发有为者充局员”，不能责之“年跻耄□，精力衰颓”的“枢部诸臣”。“凡今日所应改应增之事，责令各员先期拟定办法及详细章程，随时进呈御览，恭候钦定”。对已经颁有新政上谕的，“如学堂、报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矿务、工厂、银行、商会，均不过大略章程，并未垂为国宪。故办法多不划一，宜令在局各员详考西国制度，参酌现在情形，拟具则例，呈请钦定赐行”。也就是说，他要求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上的根本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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