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时务报》，没有几天，《时务报》发表了梁启超《变法通议》，张之洞看了以后，“颇不怿，谓明年善后局不看此报矣”，扬言“另开一馆，专驳《时务报》之议论”(邹代钧：《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图书馆藏。)。后来张之洞授意亲信幕僚梁鼎芬等致书汪康年，叮嘱“以后文字，须要小心”(梁鼎芬：《致汪康年书》，无月日，旁注“十一月十四日到”。)。汪康年和张元济交谊颇深，函札频繁，这些情况，当然是知道的。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闻香帅谕令书院，生徒不得阅贵报，有其事乎？凡作一事，必有许多魔障，吾兄千万以坚忍持之，一雪黄人之耻，过此以往，未始无坦途也”(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9，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
在张之洞的操纵下，汪康年动摇了，对梁启超有所干预，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欲离沪赴湘，张元济则认为“梁果避去，弟大不谓然。然彼此同办一事，意见岂能尽相符，辩论之处，终不能免，然终不当以此贻误大局。稍为识者尚能之，况兄与卓之日讲群学者乎？守旧之徒，方目吾辈为无成，果无成，为彼辈所笑。患犹浅，使外人所笑，其害不尤深乎？甚愿公与卓之一雪此言也”(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8，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继续鼓吹民权，指摘时弊。《时务报》40册《知耻学会序》的发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出版。)。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张之洞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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