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西学，培养人才，是张元济在维新运动时期反复强调，并身体力行，著有成效的。

　　这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编写、翻译了一批史地、*书籍，如《万国史记》，《万国通鉴》、《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书；还刊行了《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后改名《教会新报》），经常翻译、介绍西方文化。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也译印了一些数、理、化、历史、语文书籍。此外，还有私人书坊略有印本。这些书籍，当时是有参考价值的，但刊行不广，购置维艰。为此，张元济曾多次函请汪康年在沪上广泛搜求，如《致汪康年》第四书请购《三纯文法》(张元济：《致汪康年书》4，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第六书开列书单，“请为代购，觅便寄都”(张元济：《致汪康年书》6，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日。)，第八书询问“上海发售图籍之洋行共有几家，其所有图籍能乞其一目否”？又托购“格致等图（除天文图、百鸟图已购外，余均请代购，并图说各一册、天文图说二册、百鸟图说一册）并各种书籍”(张元济：《致汪康年书》8，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第九书又请代购“国事章程及泰西各国条约”等“政事”书，广智书局“天文、百鸟、百兽暨光、电、水、热各种一切图说”，并“请于广学会及洋书场一询格致书”(张元济：《致汪康年书》9，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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