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书“另单开列中西书籍,请代购,其西书需用尤迫。洋字书名系文法,如无其书,请择其同类者购之,毋太浅”(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0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上海是旧中国的文化中心,西学书籍大都在上海出版传播,张元济不止一次地函请居住在上海、经理《时务报》、熟悉情况的汪康年代购图书,可知他要求了解西方是何等急迫!
维新运动时期,学会林立,报刊盛行,传播西学,“去塞求通”。张元济对报刊也尽力购置,以供阅览。他除协助推销当时影响最为广泛的《时务报》和就近订阅《国闻报》外,据他写给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信中,就订阅过《湘学报》、《知新报》、《蒙学报》、《算学报》、《萃报》、《集成报》、《农学报》、《求是报》、《格致新报》、《新学报》、《无锡白话报》、《经世报》、《实学报》、《万国公报》等等,不少报刊不是只订一份,而是托购多本。他还订购了日文版的《东京日日新报》和《时事新报》。
事实上,这些图书、报刊,很多是为他主办的西学堂——通艺学堂购置的。值得注意的是,张元济的讲求西学,培养人才,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大力提倡的。在《为设立通艺学堂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一开始即指出“时事多艰,储才宜亟”(《张元济诗文》第97页。)。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急需培养人才,爱国救亡,他说:“此时急务,总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这点,“《时务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养人才”,自己“有志于学,宜即开办”。报刊的作用是“起废疾”,助“耳目喉舌”以“去塞求通”;是聚众志,明舆论,以“频集通才”,以为《时务报》“似宜多论西人有益之事,以歆动群伦”,“专纪各国新学,似乎较有裨益”。经过报纸的宣传,过去“隔而不通,散而不聚”的情况既有改变,就应特别注意人才的培养”(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0,光绪二十三年 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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