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元济创设通艺学堂，“办事切实”，从而在“诏定国是”后第二天，由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密荐，张元济奉谕：“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

　　这天黎明，张元济到朝房预候。康有为先到，荣禄踵至。康有为对荣禄力言变法之要，荣“意殊落寞”。张元济已窥“其志不在是矣”(张元济：《涉园书跋集录·戊戌奏稿》，)。等到光绪接见，问：“闻汝设一通艺学堂，有学生若干人，作何功课”？答以“现习英语及数学，均是初步”。光绪谓：“外交事关重要，翻译必须讲求”。又问有无铁路课程，答以“未有。将来大学堂开办，必须设立”。光绪说：“闻印度铁路已开至我国西藏边界，现在云南交涉事繁，由京至滇，路程须两三月，相形之下，外交焉得不吃亏”。答以“要开铁路，必须赶紧预备人才，洋工程师断不可靠，不但铁路，即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在在均关紧要，应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项人才，皇上注意翻译，尤为扼要之图，如公使、领事均能得人，外交必能逐渐起色，臣在总署，觉得使领人才，殊为缺乏，亦须早为储备，现仅有同文馆及外省之广方言馆，断不敷用”。光绪虽“屡谕畅所欲言”，张元济却看到“御座后窗外似有人影，亦不敢多言”(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张元济诗文》第58—59页。)。

　　光绪喜读新书，曾以□笔开列书单交总署购进，署中委张元济办理，当时北京新书极缺，张乃以“箧中所有，并向知友乞假，凑集进呈”(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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