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功利主义思考和民族主义情结，维新派在对外国列强的认识上必然发生偏差，一方面，他们认为列强之所以强大，除去诸多的背景和原因外，最根本的在于他们的国家体制，*制度远比我中华优越，因而他们所鼓吹的变法改革，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效法他们的制度。康有为说：“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咨谋无人，自塞耳目，自障聪明，故有利病而不知，有才贤而不识，惟有引体尊高，望若霄汉而已。比之外国君主，尊隔过之。”(《康有为政论集》第219—220页。)我们不必怀疑维新派对中西*体制认识的合理性，但我们很容易感到，维新派的主张与期望明显地脱离中国国情，无视中西文化传统的根本差异，至少是超出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实际承受力。
另一方面，维新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毕竟直接导源于外国列强的欺凌与入侵，它的改革内容虽然取法于外国，实施于内政，但其目标也只是民族自强，报仇雪仇。因而维新派在对外国列强的认识上，既看到他们的长处值得中国效法，主张全面的引进和吸收，同时又时刻提防着外国列强对中国不怀好意，怀疑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援助与支持在根本目标上都是为了从内部瓦解中国，演变中国。郑观应说：“凡中外识时务者佥谓：倭当日设兴亚会令人钦羡不已，不知特欲懈我中国之防耳。其时倭人处心积虑，日夜以图我中国，借口于问罪生番以发兵端。故王广文《台事窃愤录》云：“倭人之侵台湾，即灭琉球之渐也。其灭琉球，即将来据朝鲜，扰中国之渐也。兴亚之会言犹在耳，而为朝鲜一役陵侮我上国，侵轶我边疆，震惊我几辅。及我遣使议和，犹且据台湾，割辽东，索赔兵偿二百兆，反为天下之罪魁祸首。”(《盛世危言·边防七》。)兴亚会的是是非非不在本文评论之列，但我们于此不难看到维新志士们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而在内心深处对外国列强的怀疑与防范，不难想象他们内心的困惑与犹豫。
维新派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无法对外国列强建立一种正确的认识，无法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他们在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上，虽然时时处处无不以民族利益为至上原则，但却每每陷入难堪的境地。事实上，不论外国列强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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