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维新派看不清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他们对外国列强既充满着担心与提防，又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依赖感，以为维新运动果能获得外国列强的全力支持，便不难取得维新的成功和中国的富强。于是，在维新思潮酝酿之初，维新派不但提出要效法日、俄等国的改革模式，而且提出一旦时机成熟，礼聘伊藤博文等外国人士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顾问，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甚至到了维新力量即将遭到反对势力推残的关键时刻，在维新派的心目中似乎依然只有外国列强的保护才能使他们度过难关，寄希望于外国列强的干涉。然而，维新与保守毕竟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外国列强和外国友好人士基于自己的价值原则，可能或适当地表示自己的同情、理解和遗憾，或在不损害国家关系的前提下提供适度的保护、帮助和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毕竟以不损害国家关系为前提，因此，我们看到，虽然维新志士在政变发生之后都尽可能地受到了外国势力的保护流亡他国，但维新事业却并没有因为外国列强的支持而得以进行下去。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永远只能依靠中国内部的进步力量，任何完全寄希望于外国支持与帮助的想法都难以获得真正的成功。这或许也是戊戌维新留给后世中国人的重大教训之一。

　　这样说，决不意昧着指责维新派在从事国内改革时不该利用国际背景，无视国际潮流的变化。事实上，在国际关系日趋紧密的近现代，国内*的任何大变动都不可能不受到国际背景的影响和制约。问题在于，维新派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无法真正辨认国际潮流中的进步与反动，而是基于自己的民族利益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中国传统*中的纵横捭阖之术，企图利用外国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与英、日结盟而与保守势力的亲俄政策相抗衡，从而力争中国的权益，进而有助于维新事业的成功。他们认为：“英真救人之国也。日本也我唇齿，俄德得志东方，非彼之利者，昔东事之后，彼以国小变法自强已久，欲奋扬威武，以求自立，既得势，得辽东而不得，其势不得不恨俄德，其来请联助，乃真情也。英海军甲地球，又扼苏伊士河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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