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总体上来说，在孙中山眼里，更多的情况下是：武昌和南京实属各有千秋，互为伯仲，介乎于均可之中。 

1900年，孙中山在《致港督卜力书》中说：“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22]
1912年8月31日，孙中山在北京参议院演讲，继续阐述自己的迁都主张，他在历数了北京受列强所制的客观情形之后，指出“春间武昌，南京之争，皆不成问题。我非谓武昌离海较远，即可图存。盖图存在能自强，如不自强，即远在成都，贼亦能往。不过目前要择一离外人稍远，免于就近受缚如北京之地者，俾得便于自由练兵，从容活动耳。”[23] 

1921年11月，孙中山为北伐事，于南宁对持反对立场的陈炯明说：“我们北伐如果成功，将来政府不是搬到武汉，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来的，两广的地盘，当然是付托于你，请你做我们的后援。倘若北伐不幸失败，我们便没有脸再回来，到了那个时候，任凭你用甚么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拢，也可以保存两广的地盘。就是你投降北方，我们也不管你，也不责备你。”[24] 

其实，早在武昌起义之前的革命准备时期，孙中山在选择革命地点方面，对武昌、南京也是持一视同仁之态度。 

1905年，论及革命地点的选择问题，孙中山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当时，程潜于东京面谒孙中山，当孙谈到“慎选革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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