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以发展革命力量”时，程潜问道：“中国如此广大，选择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孙中山成竹在胸道：“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中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在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25]1909年孙中山在《复美国银行家函》中又说：“武昌、南京两城，为吾党最得力之地，曾已商议停妥，一旦粤东各省起事，彼等必相率同时揭竿响应。”[26]于此可知，武汉和南京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平等地位：革命基地，未来首都。
孙中山在民国后之所以主张迁都武昌或南京，是基于反对袁世凯定都北京的考虑。
1912年4月12日，孙中山在《在武昌同盟会支部欢迎会的演说》一文中，出于反对袁世凯定都北京、控制中央大权的考虑，力主迁都南下。他说：“主张建都北京的，以为不在此建都，不足以控制满洲，驾驭蒙古。殊不知日俄逼处满蒙，早在其势力范围以内。华北燕云诸州，很不安定。沿海塘沽炮台久已撤除，尚难添置，外兵云屯，虎视眈眈。我以初立的民国，新创立的政府，竟孤处外无国防，内多危机之地，一旦为人所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此，欲求巩固安全之策，非迁都南方不可。”[27]同月，孙中山在北京与各报记者谈话：“北京乃民国首都，而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殊与国体大有损辱。且北京乃前清旧都，一般腐败人物，如杜鼠城狐，业已根深蒂固，于改良*，颇多掣肘。又以地势衡之，北京地点偏于东北，当此满蒙多事之秋，每易为外人所挟制，故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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