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显然，孙中山反对北京，力主首都南迁，是基于*方面的考虑的，而他之所以看中武昌，乃其适中的地理位置和便利之交通条件的缘故，而南京则是就建都的历史影响着意的。那么，如何评价孙中山的迁都主张呢？ 

如果我们将康有为与孙中山二人的迁都主张放在一起，则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孙反对上海建都，而康则恰恰相反。戊戌中，康有为曾上奏朝廷，提出以上海为基础另建新京的主张，认为“陆争之世”，都城应以“表里河山，中开天府为固”。海通之世，都城“则以据江河之尽流，临溟海之形势，交通便利，腴壤饶沃，开户牖以纳天下，以进取为势”。[30]海外流亡后，又以中华宪政会的名誉提出“营新都于江南”的主张，新都的位置大概在上海、苏州一带。认为“宅京图大，必当顾视全球，内之当思收长江万里之精华，外之当思争太平洋海之权利，近之可便全国士夫及工商之走集，远之当争伦敦、柏林、巴黎、纽约之繁荣，如是乃为长治久安计也。”[31]这显然是用一种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定都问题。从中国范围来看，上海是边缘；从世界范围来看，上诲实为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心，康的识见可谓高远。[32] 

其实，在这里笔者无意于来论证康有为（世界视角）与孙中山（中国视角）的孰高孰低问题，因为，当时孙中山处于*权利斗争的漩涡之中，他当然要以之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且更加趋于现实，而康有为早已在野多年，自然易于站在旁观的地位，超然地冷静审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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