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会晤伦敦各界人士，宣传反清革命大业，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孙中山伦敦被难脱险以后，不少英国人士向他致函道贺或前来拜访，甚至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他的同情与支持。孙中山在伦敦接待了一大批仰慕的访问者，其中一个叫摩根(Rowland J.Mulkern)的英国士兵与孙先生一见如故，他十分同情中国革命，表示愿意参加今后的中国革命，1899年他来到香港，参加了1900年的惠州起义。在伦敦，孙中山还结识了爱尔兰爱国者、土地改革的策划人、下院议员戴维特(Michael Davitt)，1898年他公开宣称同情中国革命。 

在伦敦孙中山与旅英的俄国爱国者进行广泛交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和几个俄国人交换过对两国革命的看法，孙中山对“他们的计划稳健、气魄雄大”深感钦佩[6](P34)。他与俄国*流亡者伏库浮斯基（英国“俄罗斯自由之友会”的机关刊物《自由俄罗斯》月刊主编）进行过多次会晤，伏库浮斯基因持有自由主义的*观点被囚禁7年，在西伯利亚流放11年，后化名逃亡加拿大，一年后移居伦敦。这批俄国人正在继续同他们国家的运动者进行更加有效和更加坚决的斗争，孙中山从中受到了鼓舞和启发。孙中山还在一个名叫克雷格斯的家中与在圣彼得堡创办《俄国财富》杂志的许多俄国民粹派记者晤谈，强调必须用武力推翻清朝统治，改良主义主张无济于事[6](P34)。不久《俄国财富》刊登了孙中山此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并于1897年第12期全文刊译了《伦敦被难记》。 

1897年5月，日本冒险家平山周读了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后深受感动，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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