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3月，孙中山在伦敦出版的《双周论坛》上(Fortnighty Review)发表文章，呼请英国政府停止对满清政府的支持并采取中立的立场，指出：“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就可使得目前的制度让位于一个不贪污的制度了。”[2](P106)但事与愿违，英国殖民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在此之前，英国已对孙中山的“善意中立”作了回答。尽管英国政府谴责了清驻英公使馆违反外交准则的行为，但英国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还是“欣然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即香港不应成为‘反对帝国安宁的运动的基地’，于是殖民部命令罗宾臣‘预先防止反对中国合法当局的任何革命企图’”[3](P118)。这里反映出孙中山对帝国主义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4.伦敦被难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唤醒民众，这对于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伦敦被难期间，孙中山对广州起义始末进行了认真反思，认识到广州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缺乏群众基础，没有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工作。因此，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1899年，孙中山亲自筹资创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个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该报的创刊，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字宣传阶段的到来。此后，办报刊一直成了革命派极为重视的宣传形式。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革命派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除在海外发行革命书报外，宣传阵地遍布国内大中城市，国内公开和秘密发行的报刊、书籍不下一百二三十种。其中著名的除《中国日报》外，还有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机关报《民报》、上海的《苏报》、《民立报》等等。革命书籍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等。这些书报对于唤起人民的觉醒，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迅速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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