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这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典型。为了证明中国*党比近代中国任何政党都高明，这个论断就出来了。我想，有两个情况是无法回避的： 

1．革命派不是没有发动农民。当时纷纷进城的"民军"，基本队伍都是农民，大部分是破产农民，他们的组织形式或是土匪和会党，或是民团。他们一进城可就热闹了。扰乱社会秩序，所在皆有；有的只好动用武力包围他们，强行解散。养这些人很费钱；要遣散他们，费用也非常高；这是民国初年财政不堪重负的主要原因之一。 

2．怎样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分田分地，即使不考虑这个过程的可怕的破坏后果，没有新的经济发展，也无法真正吸收这些过剩人口。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构筑全国市场体系，让农民融入现代经济。此外，不要忘记，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并不严重，平分土地在那里于事无补。这是连袁世凯、梁士诒也知道，海内外学者早有定论的学术问题。 

友：你认为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袁：我想，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不能说袁世凯脑子里没有新思想，晚清和民初的新政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实行的是开明政策；他是实行开明专制的典型。但从制度层面去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即使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要下一道"上谕（圣旨）"，也要先经军机处讨论，拟好稿子，再呈送皇帝圈定；最重大的问题还要开规模颇大的御前会议讨论。以袁世凯来说，废了国务院和国会后，大事仍然要经过政事堂和参政会讨论；但最后决定权在他手上，接纳意见与否，全凭他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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