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开明专制的选择相表里，无论组党、办报，他首先想到的是向袁世凯要钱。1912年春，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通知梁启超：袁氏"现拟为兄在沪组大报馆"。39此事虽然没有办成，但已足证明两者关系非同一般。1913年7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进步党乘机拓展，梁启超又给袁世凯写信："又本党丁此时机，进行最宜奋迅，而党费竭蹶不可言喻，亦惟大总统速图之。"40大量证据表明，进步党拿袁世凯的钱无可怀疑,梁启超也毫不讳言。1912年11月，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写道："项城月馈三千元，已受之……党成后项城许助我二十万，然吾计非五十万不办，他日再与交涉也。"41 

收受这些钱财是错误的。但这没有妨碍他反对帝制，成为护国战争的旗手，从而证明他与出卖人格的政客有所不同。正如逃亡日本期间，他接受日本政府的保护和供养；对二十一条却坚决反对。梁启超在答复日本舆论的责难时义正辞严地说："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而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42看来梁启超所以心安理得接受袁世凯的金钱，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活动所必须有关。 

不过，为实现开明专制而采取的这类措施，其后果就颇为严重了。这导致有些行动自损尊严：1914年，袁世凯组织御用参政会，梁启超居然受聘为参政员，受到包括一些进步党员在内的各界人士指责。更严重的是，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平常往往看不到梁启超所向披靡的巨笔揭露批判；进步党也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于是，本该让公民站出来阻遏邪恶的紧急时刻，清末请开国会运动那种一呼百应、波涛汹涌的群众*运动却无法再现。到梁启超大声疾呼"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时候，护国运动只能诉诸武力了。 

2．不恰当地回归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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