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层的原因是对现代民主*的认识处于若明若暗状态。他对政党*和议会制深深向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阶层很多人是通过读他的文章了解诸如此类现代*常识的。但他片面地强调现代*的菁英性："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之一途。夫一国*筦其枢者，恒不过一二人。而*之为物，其本质原无绝对之美；其美恶之效，又非可决于旦夕。国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则宜尽其长以观其后。"36于是，现代*的公开性和当下监督的重要性被抹煞；从而*等同于少数人的纵横捭阖，吸引民众参与，包括在公开辩论中扩大参与面和提高公民的*认识都被忽视了。此文是1915年1月发表的，帝制的鼓噪已甚嚣尘上，吸引广大公民明辨是非，阻击破坏民国的逆流迫在眉睫；此时呼吁人们毋谈国事，可谓十分不合时宜。证诸前面提到的"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的策略，他的*认识缺陷表露无遗。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众所周知，1903年赴美国和加拿大游历，是梁启超思想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和华侨社会素质很低、秩序混乱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竟使他得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37的结论；宣布"我中国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38这各个状况说明他认识中的两个重大缺陷： 

1．没有分清两种秩序。当时的大清帝国经济自由仍不彻底，言论自由和*自由还不存在。若要维持原有的专制统治秩序，当然不必追求自由。如果讲求长治久安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秩序，则只能以法治为基础。而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与自由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开的。 

2．不懂得自由是推动社会自我更新，革除弊端的最好机制。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最佳克服方案的探求与实现，都离不开自由的环境。否则，或迟或早必然付出极其严重的代价。 

这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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