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动员模式的保守化 

辛亥革命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失落，社会分崩离析。现代民主观念也从士大夫阶层向下层推延，这就推动了基层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1912年间，徐企文就曾组织中华民国工党，虽是提倡劳资合作的组织，但也多次组织过工人罢工，谋求改善工人的文化、福利事业。[36]而在农村的斗争中也有新的意识提升。1912年底，松江地主组织田业会，准备强行提高佃租率，在民主思想的启发下，松江佃户准备组织佃户会，与田业会抗衡。佃户会虽然没有组成，田业会也因此被迫解散。[37] 

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也开始在工人阶级中展开工作，对于五四运动发展为六三运动，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38]当然，国民党并不赞成劳资对抗。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孙中山于1919年6月22日与戴季陶有一篇谈话，他认为：“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这样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39]表达了调和劳资矛盾，避免社会动乱的意向，而不是要动员群众直接谋取经济利益，来支持革命的*动员。*体制变革的革命性（暴力）和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非革命性（非暴力），仍然是孙中山——国民党社会变革路线的基本矛盾。 

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之前，仍坚持原来的动员方式。但由于当时的军事力量大多是辛亥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所以，孙中山不必再通过兵运的方式，而直接策动军事将领，来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