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工人运动，除唆使要求增加数倍之工资外，别无宣传，余则利用以*越货，作政争之工具。总理明示我辈，以革命手段，用农工以解决*问题则可，用农工以解决经济问题，则有所不能。”[45]从理论上说，蒋介石关于国共对群众动员政策的区别，确实如此。但从实践上说，中国社会上，并没有一股社会力量能够实施孙中山的农工政策。国共分裂以后，以国民党的保守性，连自己承诺的农工政策也难以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浙江实验“二五减租”遭到失败，国民党就只能向右转了。
国民党既未能以群众动员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的推进，往往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方式，革命的水准迅速下降。黄埔一期生、“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的国民革命军主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反省说：“痛定思痛，深怪我们靠革命起家，以扫荡腐恶军阀为使命的党和军，怎么会容许这种人仍拿他们那一套腐化行为到我们阵营中来照样表现，并带坏我们纯洁子弟呢？”[46]
当时，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也是蒋介石、国民党自承的历史任务。尽管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中有一批在海外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关系未经改造，企图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努力，难以成功，解决不了辛亥革命以后，也就是清王朝解体之后的军阀体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占据有东南财富之区，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微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力量去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反而因中央政府的军事统一政策而受到经济上的压迫。蒋介石用绑架、逮捕等手段，向上海的资本家勒索钱财，以支持其军费开支。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导说：“据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47]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正是中国社会现代经济发展落后的表现。资产阶级在北洋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他们的社会地位基本上仍然是“奸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也就难以扩大。这就是说，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动员难以摆脱恶性的循环：为了推进现代化，它必须完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国家统一），而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它必须要求资产阶级予以经济支持。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薄弱，无力满足蒋介石、国民党统一政策的要求，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严重的伤害，资产阶级成了国民党的反对派，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政策也就难以完成，推进现代化的工作微乎其微。新的革命也就难以消弭，并且成为突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合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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