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对资本家采用了比1927年更普遍的掠夺政策。在1948年金圆券改革期间，他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大骂资本家：“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48]用本来是对付*党的特种刑事法庭来对付资本家。残酷的掠夺使上海的流动资本陷于枯竭。 

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4月29日公布《土地法》，其立法意图，据《修正土地法草案趣旨之说明》：“扶植自耕农。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之原则，实符国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张。”[49]国民党军在占领了解放区之后，也曾制定调和租佃矛盾的政策。蒋介石也强调：“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过去*党毁谤本党和政府，说我们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最无能的政府，说我们军人和公务员是最懦弱最贪污的军人和公务员，这种污蔑和毁谤，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现在我们将绥靖区共匪的武力肃清了，我们可以在绥靖区推行政府的法令和政策，这就是我们的表现能力和成绩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乘此机会用事实来打破共匪虚伪的宣传，证明本党一切法令政策的确是以人民的福利为依归。本党一般干部人员的确有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能力。”[50]但事实上，仍然是各地官僚和地主打成一片，还乡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一切土地改革的方案，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即使有地主愿意国家征收土地，投资到别的地方去，结果有关方案“还搁在四联总处，也没有人说可以，也没有人说不可以。”[51]国民党政府仍然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没有和平土改的财政力量。国民党的土地改革协会理事长萧铮坦白地说：“我们二十年来的*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52]国民党的动员也就只能归于失败。 

中国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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