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询问“英国希望谁当皇帝？”他认为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如果所有公使被杀，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英国殖民部据此推断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其实，李鸿章这番议论的本意，并非觊觎皇帝宝座，而是乞求英国不要抛弃慈禧，所以他接着就明确表示：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75]。当李鸿章拒绝卜力挽留之后，陈少白仍不甘心，登上李鸿章坐轮，企图请随行的刘学询再次进言。刘氏无可奈何地表示：李鸿章“意志坚决，无法劝阻”[76]。凡此种种，充分说明，李鸿章根本无意搞什么“两广独立”，“卷进南方的分离主义的冒险中去”[77]。
当然，这并不是说李鸿章彻底抛弃了“罗致”孙中山的想法。8月末孙中山专程从日本回到上海，会晤刘学询，并由刘氏陪同往见李鸿章。李鸿章对孙中山说：“明年余当到北洋，届时方可回国任事。”[78]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议和全权大臣的李鸿章，深知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进京议和，明年才能回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所天津，届时希望孙中山“回国任事”。这显然不是筹议“两广独立”，而是“罗致”孙中山来津听命。
李鸿章意在“罗致”孙中山为清政府效力，而孙中山争取李鸿章则是企图搞“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宗旨对立，导致孙、李合作终成泡影。李鸿章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仍然忠于清廷而无意搞什么“两广独立”，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的。
（一）李鸿章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从而成长为纲常名教的信徒。在他的头脑里，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79]。
（二）李鸿章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李鸿章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李鸿章“安内攘外”，维护大清王朝的稳定。李鸿章凭藉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李鸿章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80]。
（三）李鸿章虽然因为“政府悖谬”[81]、各国“兴师动众”、大局“危在旦夕”[82]而深感忧虑，但仍断定“联军不足亡中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②柱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致一蹶不振”[83]。既然看到“联军不足亡中国”，清朝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几位强有力的汉族督抚继续效忠清廷，李鸿章还怎敢冒险独树一帜呢？
（四）李鸿章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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