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李鸿章特别关心并设法探听英、法、德、俄、日本等国“政府注意所在”[85]。他发现香港总督卜力策动“两广独立”，而英国外相索尔兹伯理却声称“英政府注意专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产业，绝无乘机强令中国变易政体、家法之意”[86]。这种矛盾现象，使李鸿章感到困惑。其他列强究竟对中国抱有何种意图，李鸿章也感到茫然。不了解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注意所在”，没有得到英国和其他列强的切实保证，李鸿章是绝不敢轻举妄动的。

　　总而言之，面对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局，阶级命运和个人得失的考虑以及其他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驱使李鸿章继续效忠清廷而没有引发叛逆的思想和行动。

　　注：

　　[1]《中国旬报》第16期，1890年7月11日。

　　[2]《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945、870、870—871、898、900、920—921、936、972、946、938、947页。

　　[3]转引自《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第908页。

　　[4]转引自《李鸿章传记资料》（三），天一出版社出版。

　　[5]《革命逸史》第4集，第88—89页。

　　[6]《辛亥革命》（一）第65、66、67、65、28页。

　　[7]《革命逸史》初集，第77页。

　　[8]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卷，第117页。

　　[9]《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02—203页。

　　[10]《国父年谱》上册，第109、145页注，台北1985年增订本。

　　[11]《辛亥革命》（一）第65、66、67、6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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