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以黄兴为首的两湖志士一直是拥戴、维护和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的。他和孙中山之间虽然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如果不是黄兴努力克制、忍让，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同盟会旗帜图示之争本来是非原则问题，为什么竟闹到黄兴欲退出同盟会的地步呢？平心而论，孙中山提出同盟会的旗帜图式，黄兴持有不同意见，这应当是允许的，只要双方互相商量，问题不难解决。但是，“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这是导致黄兴怒而退会的导火线，至于黄兴不快的真实原因，据宋教仁分析：“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这席话虽然带有某种感*彩，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可以说，孙中山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不是心平气和的。然而，黄兴毕竟没有象宋教仁那样，由此得出“不如早自为计”的结论(《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8页。)，他在盛怒平息之后，“未几，复还”，仍然接受了孙中山制定的方案。嗣后，孙中山在东南沿海领导的几次起义，“党军咸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克强迭任主帅，从无反对之表示。”(冯自由：《中华民国旗之历史》，《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宋案发生后，黄兴起初的确主张用法律解决，但谁都知道，宋教仁是黄兴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宋被害，黄兴内心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其实，他又何尝不想使用武力对付袁世凯，但是，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毕竟是两回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计其时可用之兵，湘、粤均摧毁无余”，“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陈炯明、谭延闿等人“皆反复陈其不可”，就双方的实力而论，国民党对袁用兵，无论是早用兵，还是晚用兵；无论是由孙中山领导，还是由其他谁来领导，其结果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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