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筹组中华革命党之争，实质上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发展党务的不同方法之争。黄兴不同意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更不同意党员“服从党魁一人”，“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将党员按入党时间区分等级的作法。当时抱定黄兴这种想法，“不肯附和”者，所在多有，张继、邓泽如、李烈钧、谭人凤、柏文蔚、陈竞存、胡汉民等人，皆无一例外。尽管黄兴苦口婆心地加以规劝，但并没有使孙中山改变态度，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孙中山劝他“静养两年”、“彼此可不谈公事”的意见，被迫远适欧美，继续从事反袁斗争。

　　毋庸讳言，黄兴也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辛亥革命前，反映在他对形势的估计、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上；辛亥革命后，反映在他对袁世凯的态度、反袁的策略手段上。但是，无论这些缺点多么严重，在评价黄兴的功过时，都不能脱离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来苛求于黄兴，因为这些缺点是那个时代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应当承认，黄兴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时候，确曾表现出悲观绝望的情绪，例如他在黄花岗起义和阳夏战役失败后都是如此。其实，这种由于起义新败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象乌云一样，几乎笼罩着当时所有革命党人的心境，甲辰长沙起义失败，刘揆一“思想亦大变，欲从事于道德与学问之途。”(《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9页。)章士钊在上海狱中也谈到他出狱后的打算，准备“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鬻食佐读，以终其身”(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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