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方，是洋务派开放意识的体现。但是，他们对西方的学习是有限的，“中体西用”便是其学习西方所恪守的根本原则。他们把中国封建主义的道统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体”，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保持封建秩序。如沈葆桢所说：“今日之事，以中国之人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7页。)左宗棠亦云：“……艺事虽未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机器拟购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他说的“道”，即指维护封建之“体”之“道”。左宗棠之此说，已是洋务运动进行了20多年之后。足见，“道”在他的心目已是根深蒂固。

　　正因为洋务派是依附封建道统而倡导西学的，所以，在他们的开放意识中就渗透了大量封建陈迹。其引进的西学，便不能不受到程度不同的制约。

　　总理衙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适应近代国际关系而设的新的外交机构，但它却是附隶于旧体制的一个封建衙门。

　　近代工业的建立，使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出现了新的生产力。然而洋务派创建的近代军事工业，其性质却是继续了历史上*生产的封建官办传统；“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可以说也是在封建躯体上裁植的，缺乏近代企业的经营观念和进取精神。

　　派遣幼童留学，却仍“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等书”，“每遇房虚昂星等日”，还要向他们“宣讲圣谕，示以尊君亲上之义”；“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又要“望阙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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